2017年海归就业：实用和团队比论文更重要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鹏是回国较早的一位海归，说起自己这8年的科研工作以及海归就业问题，他反复提及的关键词是“团队”与“合作”—— 引进海归，从“单兵”到团队。

　　走进华东师范大学化学馆，记者先遇见了一位手持冲击钻、正要去某个实验室修门锁的老师傅。“你找吴鹏?”他向楼梯上方指指：“二楼、B区。”吴鹏在华东师大化学系上海市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重点实验室工作。在化学馆，这位极为勤勉的海归教授知名度极高，“这大楼里，数他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从周一到周日，天天能在这里看到他，不在办公室，就在实验室”……

　　自从2004年受聘华东师大“紫江学者”特聘教授回国，吴鹏已在上海工作8年。这期间，他跻身上海市教委遴选的第一批“东方学者”，又获评“长江学者”，还是国家杰青科学基金获得者。

　　“可用”，比论文和专利都重要

　　吴鹏是催化应用领域的专家。在化工生产中，很多工艺会产生有毒、有害物，对环境极不友好。手指记者坐着的沙发，吴鹏随口举例：沙发里的软泡材料，化学名叫“聚氨酯”;生产聚氨酯的传统工艺里有一个添加氯气制造环氧丙烷的环节，每生产1吨环氧丙烷，会搞出将近2吨氯化钙和10吨以上有毒废水——可不可以用别的催化材料取代氯气，阻止有毒有害“副产品”产生?有没有可能让整个催化过程都不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吴鹏研究的切入点就在这里：研发新的催化材料，重构催化过程，让化工生产实现清洁化、绿色化。

　　20年前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深造时，吴鹏就瞄准了绿色化学这个前沿领域，留学期间曾获多个科研项目资助和奖励，不过，“在国外做研究，按部就班的节奏让我很难忍受，而且很多时候是在‘当下手’。”已有能力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吴鹏想回国发展，恰逢上海市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重点实验室招兵买马。

　　在这个重点实验室，吴鹏是第一批招募来的海归。找个合适课题，申请基金、项目，最初的研究工作确如吴鹏所料，一帆风顺。

　　可单干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的能力有边界——似乎总跳不出实验室。

　　“捣鼓出一种好的催化材料，证明它有用，写篇论文发表就结束了，最多再申请一个专利。”吴鹏迄今已在有影响的国际科技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获专利20余件。但在实验室被证明有效的东西，在工厂里究竟能不能用，是否有望投入生产、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他感觉，自己在这一步上“卡”住了。

　　实验室外的问题，科学家不能回避

　　搞化学的人都知道，实验室产品和生产线产品，根本不是一回事。吴鹏的同事，华东师大化学系教授吴海虹给记者讲解了其中一个原因：“实验室用的试剂，都是到专业试剂公司采购的，每一种的纯度都很高;但工厂完全不一样，他们成批购买工业级原料，纯度低得多。”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很多实验室出的好东西无法推上生产线。再者，大学的科研人员主要关心催化材料的活性、使用寿命，可厂家会问：怎么产生了杂质?有废弃物怎么办?生产装置跟不上又怎么办?

　　吴海虹说，正是这些来自企业一线的“怎么办”，让他们身处的实验室起了“化学反应”：不少习惯单兵作战的教授想到了合作，优势互补。

　　吴鹏回国，刚进实验室就留意到，有个叫刘月明的博士生“背景”不一般，在到学校“回炉”前，他多年在石化企业工作，对生产流程十分了解。后来刘月明留在实验室工作，成了研究员。

　　吴鹏和刘月明很快成为搭档。研发一种分子筛催化材料，吴鹏“主管”催化过程设计和反应，负责基础原理部分;新工艺移植进工厂后可能出现哪些“不良反应”，由刘月明跟进研究、解决问题。

　　随刘月明去工厂的次数越多，吴鹏越明白：真正的产学研结合，对团队成员的知识结构和经历背景有很高要求。

　　“我们在实验室做催化材料成品，一试管就够了，也就100毫升;但在工厂里，一生产就是几立方米，产品可以堆满半房间。”吴鹏说，在实验室环境下，无法充分预估工厂生产过程中因为“放大效应”而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有时候，实验室做来很顺的东西，在工厂生产却出现了结块。更多时候，企业接受一样新东西会给自己带来一连串麻烦：用新的催化材料，虽能使化工生产绿色化，但整个流程、工艺跟老办法完全不同了——生产流程再造、工艺设备改良甚至更新，种种后续问题，研发了新东西的大学教授能帮着解决吗?

　　“做点实验、发点论文，如果到此为止，其实算不上真正的科学研究。我们搞应用科学的，一定要追求应用——在理论上被证明为可用的产品、方法，到底在生产一线可不可用?这当然是科学家要回答的问题。”吴鹏说。

　　“磨剑”提速，得靠团队

　　在国外，搞触媒催化的学者有一句话常挂嘴边：“十年磨一剑。”催化材料从起步研发到投入生产应用，一般都耗时良久，“10年已经算快了”。

　　得益于团队合作，由吴鹏研发的新一代环境友好的钛硅氧化催化材料实现了工业化放大生产，这意味着已初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工艺——这个项目进展速度之快，引人注目。

　　一个重要原因，是吴鹏的团队“结构”特别：5位研究人员，2位来自企业。其实上海市绿色化学与化工过程绿色化重点实验室的领衔者——澳际院院士何鸣元，就是一位“懂企业”的人，他是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老院士给年轻科研人员的告诫是：要盯着产业需求，搞研究要懂得团队合作。

　　“有些海归回国后发展得不理想。有人抱怨环境不好、科研机制有问题。但我想问他们，你在回国时有没有充分考虑：自己能否融入不同的环境，能获得多少支撑，又能反哺多少?”吴鹏说，比起受聘“东方学者”获得的“待遇”，比如享有一定量的启动科研经费，他更看重工作条件：“一看有较好的实验设备，我心里就有了底。否则给再多经费，没处做实验，科研无从下手啊。”他想了想又说：“有人觉得科研资金很重要，钱越多越好。我看未必。没钱当然干不成事，但有了钱，你一个人单干，又能做得多少?把科研项目做大做强，让它们从实验室走出去，那必须要依靠团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