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绅士”文化起源

　　说起“绅士”一词，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谈到英国人。理性内敛的文化气质，优雅稳重的行事方式，这些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英国人的特质。那么“绅士”是怎样形成的?“绅士”文化的起源在哪里?摊开历史画卷，“绅士”背后的文化印记渐渐浮现……

　　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从一个偏居欧洲边缘的岛国逐渐崛起。到了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确立海上霸权地位，成为欧洲最强的国家之一。英国的专制统治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如法国)不同，它有着独特的“国王在议会”和“以法治国”的宪政，即国王的政策必须经过议会认可。这种政治氛围与当时英国人文主义文化的昌盛密不可分：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创作《乌托邦》，描绘了乌托邦人良好的社会习惯和开明的宗教态度，含蓄地控诉当时欧洲基督教社会之道德沦丧;史诗《仙后》的作者埃德蒙·斯潘塞弥补了乔叟以来英文诗歌的不足，让诗歌成为音乐;更真实反映都铎时代的则是威廉·莎士比亚，这位 天才的剧作家、诗人以其深刻精湛的作品影响了英国、欧洲和世界。

　　在经历了17世纪的国内动乱和暴力战争之后，1688年“光荣革命”奠 定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使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迈向现代文明的国家。“光荣革命”引领了一个新时代：王权受到限制，议会定期召开，在行政和立法之间建立了有效联系，强调法治，外交及财政政策发生重大变革，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制度和最活跃的思想文化。政治方面的演变促成了一种独特的英国文化传 统，即在传统中进行变革，将传统文化与自由开放的社会结合起来。

　　“光荣革命”之后，围绕政治与社会改革，英国产生了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两种政治倾向。1832年议会改革用与“光荣革命”类似的手法实行了保守主义的激进改革：接受激进原则，却以尽可能保守的方式加以执行。这条在冲突中融合 的变革之路一直延伸到现在。1832年后英国再没有经历过暴力革命，国家发展始终遵循渐进、改良、实用之道。这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发展模式最终成了英国 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价值取向。在19世纪欧洲大陆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之际，英国的国家形象却被塑造为常识、公正和优雅举止的“家园”、由开明绅士统治的“可 爱国度”。

　　英国稳健的发展模式可以在其思维方式、精神气质中找到部分原因。英国人讲求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尊崇经验。埃德蒙·柏克对此曾有精辟描述：“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新花样，也不回归经试验已发现有问题的旧式样。”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验主义和务实精神成为英国思想 文化之特征，甚至引导着其国民性的形成。这种理智的实用主义支配了英国长期奉行“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即在和平时期避免卷入任何正式的结盟关系，以便在 两个相互抗衡的国家集团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从而能够扮演一个“均势维持者”的角色。依靠均势、自由贸易和超然的地理位置，英国在19世纪的世界 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取得了其他欧洲国家所没有的主动权。

　　至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方面创造了惊人的变革：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现代的很多运动都是在那个时代成形的。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英国各种礼仪的形成时期，这使其成为“礼仪之邦”和“文雅社会”。

　　“绅士”(Gentleman)一词即来源于这一时期，英国独特的“绅士”风度在这一时期成熟定型。它力求体现的是：公平合理的竞争原则;言行举止由理性主宰;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气概，为维护个人与国家的荣誉在所不惜。这种风度融合了各阶层的价值取向，孕育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质，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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